（遊雅堂 初回入金ボーナス张学海摘自《光明日报》）为应对地下水资源短缺，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周村镇在麦田进行喷灌作业。(新华社发)
为加强地下水资源保护，北京市市政道路使用再生水。(新华社发)
为应对地下水资源短缺，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陈曹乡尚庄村用电动平移喷灌机为麦田浇水。(新华社发)
水，乃生命之源；水文明，乃生态文明之基。地下水是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支撑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，当前却面临着超采和污染的双重严峻挑战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，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。可持续开发地下水资源、有效保护地下水环境，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、建设美丽中国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内容，值得重视和关注。
不可或缺的资源面临沉重超采压力
生命起源于水、人类择水而居，水资源一直都是人类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。纵观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，无不起源于河岸、海边。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，《诗经》开篇描述的即是一幅水生态图景。无论是工农业生产、日常生活，还是国防建设、生态建设，都需要充足、优质的淡水水源。
然而，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，属水资源短缺国家。我国约五分之一的总供水量、三分之一的城市供水来源是地下水。在华北、西北广袤的干旱-半干旱地区，地下水往往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供水水源。
一般而言，只有地下水开采量不超过其天然补给量，才能保持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。然而，因为地下水依存度高、百姓节水意识和能力不够，我国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了地下水过度开采的问题。地下水的超采往往会引发地面沉降、河流干涸、湿地锐减、植被退化、海水入侵、土地沙漠化等一系列严重的地质、生态、环境问题。据统计，我国已有超过50个城市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地面沉降，且主要集中在人口相对密集的中东部地区。同时，上述问题也会直接威胁国家水安全，使得这些高度依赖地下水的地区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形势。
因此，保证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、维护水安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。一方面，需要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制度优势，在充分发挥“南水北调”等重大调水工程作用的基础上，基于水资源等条件合理布局城市发展，大力推进长江经济带、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，提升城市水资源管理能力与水平，降低城市地下水依存度；另一方面，发挥经济杠杆作用，提高超采地区地下水征收费用，采取各类举措引导百姓树立节水意识，并积极推进节水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推广。
遏制水污染带来的健康危害
生态系统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、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。地下水不仅仅是重要的水资源，也是“山水林田湖草”生态系统中的关键要素，对于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、人口的增长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，尤其是化工等传统产业的快速发展，人类活动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日益加剧，地下水遭受污染的程度和范围不断扩大。曾经，农药化肥渗入、漏损的城乡管网导致生活污水污染、工业和畜禽养殖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废水等情况一度悄无声息地蔓延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国家将补齐生态短板摆在突出重要位置，各项举措扎实有效推进，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可喜进步。但因地下水污染不易察觉、具有较高隐蔽性等特点，加之人们对地下水污染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对地表水污染的重视程度，使得部分地下水污染源仍未得到有效控制、污染途径尚未根本切断，部分地区地下水污染程度仍在不断加重，新的污染依然在发生。2016年，原国土资源部对全国31个省（区、市）225个地市级行政区的6124个监测点开展的地下水水质监测结果显示，超过60%的监测点水质为“较差级”和“极差级”。当前，我国地下水污染主要呈现出四大特点：总体污染严重；污染源种类多样、污染物成分复杂；区域差异显著；呈现由点到面、由浅到深、由城市到农村的扩展趋势。
地下水污染给人类健康带来的危害极大。地下水往往无色无味，即便人类饮用了含有有害物质的地下水，也常常难以察觉，这些物质对人体的影响往往是长期的、慢性的。污染的地下水还会通过灌溉影响作物质量，进而影响人体健康。与此同时，地下水的污染还会影响生态系统的“健康”。地下水具有流动性，有害物质会伴随地下水流动而发生迁移，从而导致另一地区的地下水污染。有害物质还可通过地下水与地表水的相互作用流向地表，污染河流、海洋和土壤，破坏生态系统平衡。
源头防控是当务之急
与地表水相比，地下水污染的治理和修复难度大、成本高、周期长，一旦受到污染，就很难治理和恢复，所造成的环境与生态破坏也往往难以逆转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有两个方面：一是地下水污染具有长期性、复杂性、隐蔽性和难恢复性，其污染源点多面广，导致治理难度大；二是我国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基础薄弱、能力不强，无论是基础数据库建设、监管体系建设、法律法规和标准制定还是科技创新，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，我国都明显滞后，与地表水污染防控工作相比也明显不足。
鉴于地下水的治理难度，笔者认为，源头防控应作为保护地下水生态的当务之急。而源头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，离不开政府、企业、公众等各类主体的共同参与，需要国家“从长计议”、规划先行。因此，笔者建议在《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（2011—2020年）》的基础上，结合当前正在推进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，不断优化地下水环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，制定“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2035”，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。尤其是重点统筹强化地下水环境监测，建立全国统一的地下水监测网和数据库；着力推动全国范围内地下水环境状况的调查评估，全面、系统、深入地查明地下水环境质量及污染现状；建立完整意义的地下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，加大监控和违法惩处力度；转变生产方式，调整产业结构，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；积极发挥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作用，积极利用多种媒介普及地下水保护常识，提高政府、企业以及公众的地下水环境保护意识等。
与此同时，对已有的污染也要抓紧治理。坚持创新驱动，加大对地下水保护的重视程度，大幅提升对地下水污染防治的基础理论、核心技术、材料装备和管理模式等方面研究的支持力度，是强基固本、切实提升我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能力的关键。因此，建议政府加大对地下水污染研究的核心学科——水文地质学的学科建设支持力度，着力培养一批基础厚实、专业精深的地下水污染防治人才，加大科研项目布局和相关科研平台建设，着力解决地下水监测技术、评估方法、环境行为以及防控技术等方面的研究瓶颈问题，以创新驱动引领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迈上新台阶。
（作者：王焰新，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校长、水文地质专家）
